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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溢梦 仙山难寻:古代鎏金铜镜赏析

2014-03-24 17:14 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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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谈瀛洲,烟波浩渺迹难寻”,秦始皇帝所追寻的仙山,缥缈难寻,而紧随其后的汉魏人们却丝毫未减神往,除了问道求仙,日服丹药外,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都流露着人们追求长生、渴望成仙的心理,当时的鎏金铜镜便是这一时代思想最集中的物质载体之一。

  马建梅

  “海客谈瀛洲,烟波浩渺迹难寻”,秦始皇帝所追寻的仙山,缥缈难寻,而紧随其后的汉魏人们却丝毫未减神往,除了问道求仙,日服丹药外,日常生活的多个角落都流露着人们追求长生、渴望成仙的心理,当时的鎏金铜镜便是这一时代思想最集中的物质载体之一。

  鎏金工艺是我国古代器物装饰的一种特种工艺,是将金和水银合成金汞剂,涂在铜器表面,然后加热使水银蒸发,而金则附着于器表不脱落。安徽寿县博物馆的一件汉代鎏金铜舟上有铭文“……黄白涂舟……涂工歆”[1],1972年河北邯郸出土的鎏金铜酒樽承盘铭文为“建武二十一年……金银涂工章……”。“黄白涂”“金银涂”等表明汉代对于鎏金银工艺的称谓,鎏金铜器发展到汉代已呈数量多、种类广的趋势,不仅局部鎏金,还多见整体鎏金。陈直先生在《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中关于金矿一章中便指出“现在汉宫遗址所发现的宫禁服用器物,无不塗金”,满城汉墓所出铜壶、盆、勺、炉等颇多鎏金之器,乃至铜剑也存在刃部鎏金的情况[2]。可见鎏金工艺作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延伸,至汉代已较发达。而相较于鎏金铜器,鎏金铜镜的发现显得数量极少。汉魏时期经科学发掘和馆藏且见于发表的鎏金铜镜则不过十几面,这十几面铜镜按照纹饰布局大致可以集中为两大类:

  一、博局纹镜

  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1952年长沙伍家岭M211出土。镜背部纹饰鎏金,圆钮,柿蒂纹钮座,外围双线方框。方框外饰博局纹,博局纹间有一带四乳的圆圈纹和主纹鸟兽纹。主纹饰带与铭文带间有一周短斜线纹,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囊)元吉,有纪刚(纲)”。素窄缘略高,直径18.6厘米(见图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M211报告中定的时代为西汉后期,根据铜镜的风格有可能到新莽时期[3]。

  1954年长沙黑门槽2号墓出土东汉鎏金博局纹镜[4]。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长沙黑门槽M2出土,圆形,圆钮,多乳座,座外两个大小相套的方框,框外为博局纹,八乳四神纹,一周短斜线纹和锯齿纹间有一圈铭文带,内圈铭文:“湅石华兮之菁,见上下知人,清心志得乐长生,内天光明而清”,外圈长宜子孙。镜缘最外为素平缘。直径20.7厘米。图录定为东汉时期。同墓还出土一贴金规矩镜。

  出土鎏金博局纹镜的还有:

  1978年,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晚期墓出土两面鎏金博局纹铜镜(见图2)[5]。

  1955年西安王家坟出土鎏金博局纹铜镜[6]。

  1958年广西梧州出土鎏金四神博局镜一面[7]。

图2 鎏金四神博局铭文镜

  这几面鎏金博局纹镜,主纹饰为博局四神兽或者博局鸟兽纹,风格较为一致,整体纹饰的局部及铭文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和时代有关。博局纹镜是汉代最流行的镜类之一,又习称规矩纹镜,尤多四神博局纹镜。根据各地博局纹镜出土情况,可知其主要流行于王莽时及东汉前期,其中简化博局纹镜盛行于东汉中晚期。洛阳火烧沟汉墓的资料认为四神规矩镜的出现或许在王莽之前,最盛期应是王莽时,其下限可能到东汉中叶。结合墓葬的情况可知,上述鎏金博局纹铜镜时代应在集中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

  二、神兽镜

  东汉鎏金五乳四神镜,义务博物馆藏品,浙江义乌县徐村乡出土。直径14厘米,圆锥形钮,重圈钮座(见图3)。内区以五乳间隔五区,分别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周铭:“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外区饰变形蟠螭纹。镜背鎏金[8]。

图3 杨家山304号墓鎏金规矩镜

  鄂城地区70年代出土有多面鎏金画纹带神兽镜,分别为1971年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1977年涂镇公社毛圹大队出土、1976年西山铁矿第55墓出土[9]。以鄂钢五四四工地出土为例:扁圆钮,钮上有错金兽纹,圆座。主纹六神四兽,外为半圆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字,合为“九子作世而服者吉利”一语,再外为锯齿纹一周。边纹为变异云纹,内为龙、凤、兽、羽人等组成的画纹带,缘侧三角纹饰亦错金一周,纹饰通体鎏金颇为华丽(见图4)。《鄂城三国六朝铜镜》定为六朝。另外我们在馆藏鉴定中还见有安徽舒城博物馆藏有一面鎏金铜镜,为与鄂城五四四工地出土鎏金画纹带铜镜纹饰布局、鎏金范围大致相同,其镜缘的双线锯齿纹亦错金。唯环状乳除了神兽关节组成外,还有一部分为口衔物组成。在时代上两镜应较接近。

图4 浙江义乌鎏金五乳四神镜

  王建之墓所出鎏金镜主纹为高浮雕神人神兽,同向式排列,半圆方枚带中方枚内有铭文,边缘亦为画纹带式。此镜铸造极为精细,镜身鎏金,镜钮上嵌有金丝。直径17、缘厚0.4、钮径2.4、钮高0.9厘米。该墓出土有“黄武六年”铭文铜弩机,墓志中记载墓主人“泰和六年薨”,该镜的年代应不晚于泰和六年。

  上世纪80年代镇江博物馆采集到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纹饰皆鎏金[10];1958年江都县出土一面鎏金半圆方枚神人神兽镜,另外钮上还有错金纹饰[11],现藏泰州市博物馆,为三国时吴镜。此外浙江上虞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鎏金镜也是鎏金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类。

  鎏金铜镜中的第二类为神兽纹镜,又可区分为神兽镜和画纹带神人神兽镜。神兽镜是东汉时期新出现的铜镜,在东汉中期以后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起来。在东汉及其后的六朝时期占据重要地位,在南方长江流域的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多见,北方地区则很少见。本文所列鎏金镜分别出自浙江、湖北、江苏、安徽等地,均在神兽镜的流行范围内,按其图案的绕钮方式可以分为环状乳式、对置式和同向式等。画纹带神兽镜镜背及缘外侧通体鎏金,富丽豪华,集中反映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南方铸镜业的蓬勃发展。

  鎏金铜镜的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汉代时期有博局纹镜和四乳神兽纹镜,主要集中在前者,鎏金的范围主要在镜背纹饰区域,有的甚至在外圈部分未见鎏金,如浙江义乌的神兽纹镜。六朝时期的鎏金铜镜则鎏金范围扩大,往往除镜面部分外其余均鎏金,钮及缘侧还会嵌错金饰,如鄂城镜,舒城镜,泰州镜等。

  由上可知目前所见鎏金铜镜主要集中于博局纹和神兽纹,我们认为鎏金铜镜集中于这两类铜镜,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材质和纹饰的相互一致,强调了当时的社会思想。

  汉代博局纹镜长久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讨论一般都集中在关于“TLV”所代表的涵义,本文认为这一纹饰应源自汉代盛行的六博戏。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博局纹铜镜铭文有“刻治六博中兼方”,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新莽时期博局纹铜镜拓片铭文为“刻具博局去不祥”,说明汉人对此纹饰的称呼为六博或博局,源自当时的六博棋局。六博戏是汉代很盛行的游戏,除了游戏娱乐性质外,他作为社交礼仪的一部分是宴饮活动的一部分,与乐饮、投壶相关联,六博依投掷而行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还具有占卜的作用,北大汉简《日书》及尹湾汉墓简牍《日书》中都有《博局占》图形和文字表述,占卜有婚嫁、行、病等事项。另外还有祭祀的功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其后,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局,歌舞祠西王母”,四川新津汉墓画像石还出土有仙人六博的图像,这说明作为当时流行的游戏和可以表达贵富升仙思想的六博戏,它的棋局图案被借用到铜镜上面是合理的,一同被借用的还有它所表达的吉祥升仙的思想,而博局纹镜的铭文也多“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如金石为国保”、“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等,说明了博局纹铜镜表达了人们长寿升仙的强烈愿望。而神兽镜在纹饰表达上多采用东王公、西王母、众神、四灵等道教人物、守护神图案,铭词也多反映道教思想,以本文为例,长沙伍家岭鎏金博局鸟兽纹铭文镜,铭文一圈52字:“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祥)……”。虽然两类铜镜的纹饰、铭文具体内容不同,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仙人、长寿、贵富。

  战国、汉代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道教产生之前,成为道教重要来源的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如秦始皇就曾派人去往蓬莱寻仙,在汉代时期,汉武帝的好祀求仙更是不绝于书。神仙方术思想深刻的影响着世俗生活,其中“黄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不死”(《史记·孝武本纪》),到了东汉时期,这一风气更是盛行。另外,黄金的化学性质是自然界金属中最为稳定的,他能耐高温,金的熔点是1064.43摄氏度,不怕氧化,不易生锈,也不溶于酸碱。因此,黄金非常适宜用来对其他质地的器物表面进行装饰。

  综合鎏金铜镜的纹饰、铭文、鎏金材质可见这类铜镜除了所具备的照容功能外,从其表现形式上来看,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品,是当时神仙思想在世俗生活中的集中体现。

  注释:

  [1]安徽寿县博物馆藏鎏金铜舟,打击古墓葬盗窃案公安部门移交。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82.

  [3]中科院考古所。长沙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16.

  [4]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铜镜图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63.

  [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杨家山304号汉墓清理简报[M]。考古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

  [6]王士伦:《试谈中国铜镜纹饰的发展》,《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

  [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8年。

  [8]王士伦《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彩版10。

  [9]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25—27页。

  [10]镇江博物馆:《镇江东吴西晋墓》,《考古》1984年第6期。

  [11]黄炳煜:《江苏泰州市发现一面鎏金神兽镜》,《考古》1996年第9期。


责任编辑:孙怡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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