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热切关注海外回流文物
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一直是中国人难以释怀的情结，随着国力日益强大，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迅速，资本进入艺术品市场的势头持续而强劲。近年来，国内外不断涌现出的实力派投资机构、投资家大举参与海外文物的回流当中，引起各界关注。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与日本新华侨陈建中创办的“黄山美术社”合作已久，对此深有感触。日前，《日本新华侨报》在东京新宿对刘尚勇总经理进行了一次专访。在访谈中，他着重分析了未来日本艺术品市场的走向，强调了中国应当在促成海外文物回流中通过资本运作打造属于中国的艺术品财富标准。
投资者成为中国收藏品市场的主导
刘尚勇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著的是参与艺术品市场参与者——表面看来是市场主导者——在发生着变化。早期收藏市场的主导者主要是个人收藏家，他们凭着兴趣爱好去投资艺术品，属于“个人消费型”。收藏市场形成的方式是“以藏养藏”，即藏家之间通过淘汰不喜欢的藏品和收买感兴趣的藏品产生市场交易。目前，在大多数人的概念中仍然认为这样的收藏方式是最健康的，因为“以藏养藏”最能反映兴趣对市场的导向。
此后，收藏市场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所谓的“行家”，他们并不爱好收藏，而是靠转卖藏品获取经济利益。由于对艺术品本身并不感兴趣，行家的存在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方向并无太大的意义，但是对加大艺术品市场的经济活跃程度却是有贡献的。
继“行家”出现后，投资家从中看到“现金流”，因此，他们开始思考是否可以用金融手段将艺术品作为财富筹码搜集起来，最终形成未来的“现金流”，于是，投资家或投资机构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主导。在刘尚勇看来，金融介入艺术品市场后，一方面其干预、导向的作用要比藏家和行家大得多，因为它要引导消费、引导未来现金流和未来增长的预期；另一方面金融对文化的走向会产生某种压力，带有一种“指定性”，因此，金融既影响财富增长的方向也影响文化的方向，可以说金融给艺术品市场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投资者热切关注文物海外回流
当记者问到中国投资者对日本市场的关注时，刘尚勇不无感慨地说，在藏家主导艺术品市场的阶段，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因为与日本经济的落差太大，日本人作为消费者，特别是旅游消费者收买了大批中国艺术品或者说是中国高端文化。在那个时代我们的艺术品是很悲哀的，因为我们的消费群体太小了，只能将市场让给外国人。据刘尚勇回忆，当时的日本农协观光团到荣宝斋，往往是十几个人轮流“扫货”。他们分不清楚好坏，只会指着墙上挂着的一排字画说，“这些我都要。”他们当时用7000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将近30幅字画。接下来的人仍然是如此。这些作品在现在至少价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
刘尚勇接着谈道，中国的藏家、行家以及投资家真正关注日本的艺术品市场是在2003年以后。2003年，非典袭击中国，对民众的心理产生强烈的冲击，许多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生活的方向，开始关注精神文化的消费。这时候中国艺术品市场上的东西就不够了，甚至包括行家搜集的艺术品也不足以支撑市场，这才把眼光投向国外。
于是，行家们开始去日本、韩国，把他们买走的艺术品再买回来，也因此产生了“海外回流”的说法。
谈到文物海外回流的话题，刘尚勇显得很兴奋，他认为，尽管2003年的文物回流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从历史上来看，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鸦片战争100年以来，出现过3次文物和艺术品大量流失，特别是核心文化的流失，这是一段十分屈辱的历史。例如，20世纪初成立的日本山中商会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开设的最大的古董买卖机构，该商会利用庚子赔款在中国收集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销往欧美日各国，其中包括皇室珍藏在内的珍贵文物，甚至曾于1912年购入恭王府除书画以外的几乎所有古董。此外，包括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上的落差，日本人趁机购买了大量珍贵的艺术品。现在，中国人正在试图将这些文物重新买回来。
刘尚勇认为，海外文物的大量回流说明中国国家实力提高了，大大增强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同时对艺术品市场也产生更为强烈的刺激。中国文物市场的发展折射出的是100年来国家实力的巨大转折，这一点在2003年看得十分清楚。
未来日本艺术品市场的潜力巨大
未来日本的艺术品市场一直是刘尚勇关注的领域，他认为，未来日本艺术品市场的潜力也是最大的。一方面，日本年轻的一代对中国艺术品并不热衷，包括本国文化在内，他们认为与欧美文化相比，整个亚洲文化处于劣势。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将这些代表中国文化的艺术品转让出手，这与中国投资家的方向恰好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流失海外的文物回归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先后设立多个官方和半官方专项基金，成为回购和抢救中国文物的主力。比如，中国文化部下属设立有“中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启动了“国宝工程”；中国文物局也设立了“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属的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与日本黄山美术社合作，设立了“海外文物回归保护基金”，致力于在日寻宝、鉴宝、回购中国文物等工作。
对此，刘尚勇形象地评说道，现在的投资家、投资机构已经比“倒爷”身份高多了，不仅仅为了一点商业利益，更带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不可否认，艺术品其实是“嫌贫爱富”的，中国人以及海外华人关注海外文物回流反映的是中国国家经济的强大。
打造属于中国人的艺术品财富标准
刘尚勇始终认为，大批重要文物的回流引起艺术品财富化，这也是金融资本眼中一个最重要的方向，“人可以蔑视财富，但是不可以蔑视文化”。
刘尚勇谈道，欧洲古典艺术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世界不得不尊重这些文化瑰宝，而美国为了弥补文化上的欠缺，大肆打造现代艺术的标杆，向全世界输出迪斯尼文化、好莱坞文化、快餐文化等等。相比之下，中国艺术品一直处于交易阶段，没有上升到打造文化价值的高度。今天，我们作为新兴国家，正在引领亚洲的崛起，其中包含打造自己的财富文化标准，规划自己的文化价值。
刘尚勇肯定地说，艺术品的财富价值最终是由国家的经济实力来决定的，世界各国对于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可以称之为“文化战争”，而投资机构的重要性也在于此，因为文化大战的背后需要强大的资本支持。刘尚勇诚恳地评价了目前中国国内出现的一批文化艺术交易所，他认为交易所是艺术品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的全新运作方式，在不断参与海外艺术品回流的过程中，对于最终确立中国在整个世界文化的话语权是很关键的一步。
采访结束时，刘尚勇特别提道，亚洲文化板块的形成以及亚洲文化价值的规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要引领世界潮流，就必须有一个大的文化构想。在整个亚洲艺术板块中，经济实力不断强大的中国必须站出来引导世界主流文化的方向，这其中，艺术品拍卖是“文化战争”一个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