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印斌：专家不过是鉴宝江湖的小鱼虾

　　文物鉴定的水有多深？9月上旬的热点新闻“金缕玉衣骗贷案”，再度泛起波澜的杭州“壶王”事件，让人感知一二。两件随便找来一些玉片串起来的玉衣，估值就被几个专家“评估”为24亿元；而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里经过专家鉴定的唐代“壶王”，也被指为赝品，而此前有关政府部门已奖励给捐赠方1500万元。纷纷扰扰之中，专家的话语权似乎真有点石成金的“特殊功效”，随便瞄上那么一眼，假的就成真的了。

　　这里所谓的“水”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无往而不至的利益。可不要以为大家都喜欢清可鉴人，那样的话，盘子做不大，大家都没得赚。只有圈里人共同护持着文物收藏这摊子“水”，把它做深、做大，最好汪洋一片，那才好浑水摸鱼。如果一切都清清爽爽、明明白白，则这汪洋一片的江湖，也就不成其江湖了。按照有些论者的说法，为什么国内的博物馆在仪器鉴定文物方面发展缓慢？根源就在于，那些专家学者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专业上的话语权，一旦鉴定都标准化了，还要“眼力”何为？

　　在文物鉴定这个利益江湖里面，专家的话语权尤为令人瞩目。有时甚至可能是一言九鼎。专家基于学养、经验、见识而表达的意见，表现出的眼力，往往成为这个江湖中的价值尺度。也因此，在一个一切皆有价码的江湖里，这个专家鉴定意见本身，也每每沦为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

　　一般而言，大多数专家还是很在意自己的清誉的。既然这里边的水深，难免专家不被裹挟了去。专家当然可以事后辩白，称文物估价不过是一种“学术自由”，“谁也不可能没有走眼的时候”。但是问题在于，被赝品蒙了“走眼”是一回事，故意蒙住自己的双眼然后“走眼”了，则是另外一回事。

　　无论是五位泰斗级人物围着“金缕玉衣”的玻璃罩子转了转，开出了高达24亿元的天价，还是四位瓷器专家确认了唐代“壶王”，很难设想，那些专家就那么容易被蒙过去，即使一两个老眼昏花，也不至于全体同时昏头。只能说，其中确有不可为外人道的小算盘、小计较。人情是一方面，浸淫在这个江湖久了，顺情说好话几乎成了通例；而利益则是另一方面。

　　以“人情鉴定”论。想想看，一个商人如何能够让五位顶级专家齐聚一堂？仅仅靠钱吗？未必。好在还有人情，一个接一个推磨般转一圈，五位顶级专家就齐了。将他们扭结到一起的，就是那一份“其乐也融融”的人情味。很多论者批评专家为钱出卖良知，其实，客观而言，似乎也不必过度苛责这些囿于情面而违心签字的专家。在这个聚合了太多利益的鉴宝江湖里，专家不过是一些小鱼虾。

　　这些年来，国内民间鉴宝如火如荼。有资料显示，据说已经有超过9000万国民卷入当下这股收藏热。其中，固然不排除有文化的意味，但最主要的驱动力，还在于可以即时兑换或者延期兑换的财富。在这个“生物链”上，表面上看，鉴宝专家具有说一不二的绝对话语权，而事实上，真正的推手却是隐伏其后的古董商人、收受文物的权势者以及很多人的赌博心态。

　　古董商人上下其手，进出皆为利益；权势者左右逢源，文物就是随时可套现的支票。围绕其间的，则是造假高手、掮客、送信的、跑腿的，当然，也包括估价的专家。就像木偶戏中的提线木偶一样，鉴宝专家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一种类似于傀儡的角色。回看谢根荣骗贷大案，谢根荣游弋于收藏、金融两界，在所谓价值24亿元的“玉衣”中，专家鉴定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银行何以如此轻信？

　　动辄亿万的文物出处在哪里？事实上，这也是文物热的深层原因所在。只要有需求，当然就会水涨船高。此外，在全民亢奋的收藏热中，民众的情绪往往会相互刺激，专家的不严谨鉴定固然是在推波助澜，但是，把板子主要打在专家头上，似乎也有欠公允。这种苛责本来就是一种“道德洁癖”，试想，如果没有那些强大的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几个专家能搞出多大的场面来？

　　斯文扫地，既有个人操守问题，也与缺乏一个比较规范的环境有关系，还与一个时代整体的文化品位有着某种关系。专家的操守比较个人化，只能泛泛作比，比如拿现在的故宫文物专家与老一辈相比，无论学问还是胆识，都有些接不上气。以前的专家也在乎“面子”，但是人家在乎的是走眼之后对不住文化的“面子”，而现在专家在乎的却是不好意思驳回一个荒唐估值的“面子”。

　　专家的“眼力”好不好，并不完全取决于能力、知识，更取决于是否有一颗公心，以及对历史文化的一份担当。而专家的沦落也佐证了一个悲哀的现实，文物大热，热的是发飙的价格；至于文物本身承载着的丰厚文化，并不在视野之中，传统的赏玩已严重变味。当一种文化只剩下价格，而失去了化育之功时，只能说，这种文化已经很难再承载一个民族的理想和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