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谈犀尊犀角杯 古代犀牛的作用不逊色于战马

　　来源：杭州日报

　　在古代，犀牛的作用绝不逊色于战马。不但春秋时战车的驾驭多是牛，且犀牛冲阵的绝对杀伤力，令将军校尉们丝毫不敢怠慢。而上古时代冶炼术尚未发达，铜铁之属多用于兵器盾牌，而所谓的甲胄，在最初时候即多以犀牛皮为之。犀牛皮坚甲厚，抵御刀剑砍刺，韧性非凡，既贴身又不致沉重难负。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河南淅川下王岗等距今6000年的遗址，都发现了犀牛遗骨，证明当时都有犀牛生息繁衍；虽不像野牛野马可以驯养，但古之民生战事中犀牛之用，还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春秋吴国最强时曾自称有犀甲军士十万三千人，若以每名兵士披犀牛皮甲（胸甲、裙甲）计算，则其数量极为巨大；倒推当时自然界犀牛群的庞大，可知一二。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尊西汉“犀尊”。出土于陕西兴平，造型勇猛，强劲霸悍之气扑面而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犀鼻大孔开张，似在怒吼，鼻端有一长弯锐角，是犀牛主要攻击武器；额头有一短角，颈部厚实粗壮，多圈皱襞环绕，粗犷狂野，沉重无比。体型硕大，如巨墙重墩，不可动摇，而四足短促有力，肌肉隆凸，总之，每一个细节都无不表现出犀牛的凶猛暴烈。“犀尊”既名为“尊”，功用在盛酒。想彼时大将出阵、士卒用命，慷慨激昂，举戈以酹，仰“犀尊”畅饮而祈天奏功，决机万里，鼓舞飞扬，则犀牛强悍之形正足以鼓荡其气。因此，“犀尊”的特定外形塑造，决不仅仅是取一动物以求美观而已，它是一次明显的主题性创作。“尊”的酹酒之功，“犀”的战伐之意，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

　　犀牛的勇与蛮，使它长期适应野生状态但极难改造。殷商时称犀牛为“兕”，仅凭此字形，即知上古人对它的戒惧之心。犀牛生活于湿热之地，除分布南洋、印度、非洲中南部外，在中国，目前则仅限于云南、广西交界处——从过去楚湘湖广地区犀牛横行，乃至前举在浙、豫诸地遗址皆见遗骨的情况看，其实上古时代，犀牛的生活区域是非常广阔的。但随着商周时代气候变冷，又大量草地、沼泽被改辟为农田，犀牛失去了理想的生活环境，族群南迁是必然的选择。

　　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捕杀。一则犀牛角可治病，清热、解毒、止血、定惊，药效明显。汉代《神农本草经》有详细记载，于是捕杀以充药需，亦为当时大量消耗犀角的理由。有如今日看东北虎（虎皮虎骨）、大象（象牙），没有市场买卖需求，就不会有杀戮。再者是更大的理由：在冷兵器刀枪剑戟时代，犀牛皮甲的防护能力极强；作为防御必有的装备，它的适用范围无所不在。仅吴国就有十万犀甲军，春秋五霸又有多少？其他中小侯国又有多少？犀牛皮甲胄有大量的实战需求，当然也导致了大量的杀戮。

　　犀牛角的使用则不同于犀牛皮，古代道家炼丹以求长生不老，魏晋南北朝风气遂盛。犀牛角配合以水银、硫黄、丹砂、麝香等等，炼成丹药，服之可求仙得道。《汉书·郊祀志》记载，新莽时以鹤髓、玳瑁等二十余药合煮为汁，渍谷种以植之，秋熟后食其谷而可长生不老，貌似臆想。晋葛洪《抱朴子》：“得真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之以入水，水常为人开”，则更是神奇的虚幻传说了。药用与炼丹，还是古人对犀牛角功用的基本认知而已；尤其是药用，在市庶民众中流传甚广，成为犀牛屡遭捕杀的另一根本原因。前一阵子，市面上地摊上犀角杯犀角盘等等的冒牌古董充斥泛滥。因为民众迷信犀角治病有神效，于是以犀角杯、爵来和酒疗伤成了一时风气。民间实用需求一开，假冒伪劣更是横行无忌。各种粗制滥造的工艺品号称文物以冒高值，受骗者比比皆是。鄙意以为，以犀牛角入药，只要来路正宗，尚无大虑；但若以犀角制造杯丶盘、爵、尊等等用具，还标榜是宋是明以示传递有绪，则大抵不靠谱。以犀牛形为青铜器“犀尊”，是取其武勇之喻。以犀牛皮为甲胄，是冷兵器时代的春秋战国征伐的需要。而以犀牛角为杯、爵，真正拥有古董价值的，必是皇宫内廷与王爷府中流传有绪的精品特制；一般的犀角作为贵重材料实难随意取得。犀牛本身就受制于气候冻冷而南移；又被大量捕杀以取犀牛皮甲；又在社会宗教活动中，消耗于大量的道教丹砂之术（魏晋隋唐直至明代正德嘉靖间），和更大量的民间药用之需；以此推断，犀角的成杯成爵成盘成盅不可能大量出现。倘若自以为“捡漏”而得，必是落入迷局，而为商贾诈伪之术所误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