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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管子》的收藏与流传

2020-03-25 14:19 来源:鲁网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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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管子》,清代以来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有两种:一是南宋初年浙刻本(也有人称“杨忱本”),二是蔡潜道墨宝堂本。浙刻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墨宝堂本则流出国外,令人叹惋。

  

  鲁网3月25日讯 宋本《管子》,清代以来见诸著录、广为人知的有两种:一是南宋初年浙刻本(也有人称“杨忱本”),二是蔡潜道墨宝堂本。浙刻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墨宝堂本则流出国外,令人叹惋。

  一、浙刻本(杨忱本)的收藏与流传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浙刻本,是现存《管子》最早的刻本,每半页12行,行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单鱼尾。注文为双行小字。首列杨忱管子序,次列管子目录,次列刘向进书序,书后有张嵲《读管子》一文。书中钤有若干名家之藏书印。这些藏书印,展示了其自明代以来迭经名家收藏的历史轨迹。今具列如下:

  扉页4个:“黄丕烈印”白文方印、“荛圃”朱文方印、“陈清华印”朱文方印、“澄中”朱文方印。

  书前《管子序》首页23个,左下方1个不能辨识,其他由上至下依次为:“郇斋”朱文长方印、“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朱文方印、“士礼居藏”白文方印、“菰里瞿镛”方印(“菰里”朱文、“瞿镛”白文)、“江左”朱文长方印、“玉兰堂”白文方印、“梅溪精舍”白文方印、“陈清华印”白文方印、“五峰樵客”白文方印、“绶珊经眼”白文方印、“瞿秉渊印”白文方印、“瞿润印”白文方印、“辛夷馆印”朱文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古吴王氏”朱文方印、“竹坞”朱文长方印、“瞿秉冲印”白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长方印、“汪士钟印”白文方印、“季沧苇图书记”朱文长方印、“阆园真赏”朱文方印、“良士眼福”白文方印。

  “管子目录”首页11个,由上至下依次为:“百宋一廛”朱文长方印、“郇斋”朱文长方印、“陈清华印”白文方印、“黄丕烈印”白文方印、“復翁”白文方印、“乾学”朱文方印、“徐健菴”白文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季大子印”朱文方印、“季以祈珍藏”白文长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

  书后张嵲《读管子》页16个,由上至下依次为:“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朱文方印、“祁阳陈澄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士礼居”白文方印、“荛圃卅年精力所聚”白文方印、“菰里瞿镛”方印(“菰里”朱文、“瞿镛”白文)、“读未见书斋收藏”朱文长方印、“瞿秉清印”白文方印、“瞿润印”白文方印、“瞿秉渊印”白文方印、“瞿启科印”白文方印、“瞿秉沂印”白文方印、“瞿秉冲印”白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方印、“沧苇”朱文方印、“良士眼福”白文方印、“铁琴铜剑楼”白文长方印。

  书内各卷之首页或末页也有藏书印,或多或少,均不出以上范围,不再赘举。

  以上藏书印,较早的是文征明之“江左”、“玉兰堂”、“梅溪精舍”、“竹坞”以及王宠之“辛夷馆印”、“古吴王氏”。文征明为明代著名书画家,藏书家,其玉兰堂多有宋元善本。王宠(1494—1533年) 与文征明同乡,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人称“王雅宜”,工书善画,喜好藏书。国图藏本中,王宠之“辛夷馆印”、“古吴王氏”2印在首2行空白处之中下方,符合古书收藏时首先钤印的位置,文征明之“江左”、“玉兰堂”、“梅溪精舍”3印,则在上方靠近“管子序”标题的位置,似为王宠之后所钤。不过莫友芝称其“为文衡山、王雅宜、季沧苇递藏”,则又以文征明在先,王宠在后。该书后来为文征明之侄文伯仁所有。文伯仁(1502—1575),字德承,号五峰,又号摄山长、葆生、摄山老农、五峰山人、五峰樵客。“五峰樵客”之印,即为其所钤盖。

  清初,浙刻本《管子》为季振宜收藏。季振宜(1630—1674),字诜兮,号沧苇,江苏泰兴人,家豪富,嗜藏书,清初著名藏书家,有《季沧苇书目》,又名《季沧苇藏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之“延令宋板书目”著录“《管子》二十四卷,四本”,即为国图藏本。书中有“季振宜印”、“季沧苇图书记”、“沧苇”等藏书印。今国图藏本与其册数不同,是经黄丕烈重装所致。季振宜的藏书多来自钱曾的述古堂和毛晋之汲古阁。陆贻典曾在康熙五年(1666年),以宋本《管子》校勘刘绩《管子补注》本,其所用的宋本《管子》,即为毛氏汲古阁购自锡山华氏者,“毛斧季以善价购得锡山华氏家藏宋刻《管子》,钱遵王贻余此本(按,指刘绩本),竭十日之力,校勘一过,颇多是正。……康熙五年四月二十有六日,常熟陆贻典识。”陆贻典校本今存国家图书馆,从校本来看,陆贻典所用的宋本《管子》,其文字与今天的国图藏本完全一致,为同一版本无疑。

  季振宜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去世后,家即萧条,藏书亦随之散佚。其藏书有的归徐乾学传是楼收藏,宋浙刻本《管子》亦在其中,书中有“乾学”、“徐健菴”藏书印。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号健庵,家富藏书,其传是楼为古代著名藏书楼。《传是楼书目》著录《管子》数种,但未注明版本。其中一种为“《管子》二十四卷,四本”,与《季沧苇藏书目》著录相合,当即今国图藏本。

  清嘉庆年间,宋浙刻本《管子》由黄丕烈购得。黄丕烈又据影宋抄本订正了第六卷中的抄补伪刻之页,并重新加以装订。其跋文云:“甲子岁(1804年),余友陶蕴辉鬻书于都门,得大宋甲申秋杨忱序本,板宽而口黑,亦小字者,因以寄余,索值一百二十金,毫厘不可减。余亦重其代购之意,如数许之,遂得有其全本……内有钞补并伪刻之页,在第六卷中……适陶君往嘉兴,于小肆中获其半,检所缺页,一一完好,……命工用宋纸从影钞本重摹,辍钞补伪刻之页而重装之。”此本第七卷之7—11页,版框较细,版心下无刻工姓名,字体风格亦与前后不同,笔画细柔,顿挫明显,即为黄丕烈抄补之页。黄丕烈于扉页钤“黄丕烈印”、“荛圃”2印,于卷首钤“士礼居藏”印,于“管子目录”页钤“百宋一廛”、“黄丕烈印”、“復翁”3印,又于卷末钤“士礼居”、“荛圃卅年精力所聚”、“读未见书斋收藏”3印,可见其对此书之珍爱。

  黄丕烈晚年,藏书陆续散失,其藏书多归汪士钟艺云书舍。汪士钟,字阆源,长州(今江苏苏州)人,官至户部侍郎,家资雄厚,广搜宋元旧刻以及四库未收之书。黄丕烈士礼居之两种宋本《管子》,均为汪士钟所得,并著录于其《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之《宋板书目·子部》。今国图藏本中,“汪士钟印”、“阆园真赏”藏书印,即为汪士钟所钤。

  宋浙刻本《管子》后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铁琴铜剑楼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国图藏宋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收藏近百年,钤有瞿氏四代人之藏书印。第一代有“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第二代有“菰里瞿镛”、“铁琴铜剑楼”,第三代有“瞿秉渊印”(秉渊字镜之,瞿镛次子)、“瞿秉沂印”(秉沂字理涵,瞿镛第三子)、“瞿秉清印”(秉清字濬之,瞿镛第五子)、“瞿秉冲印”(秉冲字融之,瞿镛第七子)、“瞿润印”,第四代有“瞿启科印”(启科字隶卿,秉清次子)、“良士眼福”(启甲字良士,瞿秉清第三子,以伯父瞿秉渊无子而兼祧)。

  宋浙刻本《管子》在铁琴铜剑楼期间,傅增湘曾经寓目。《藏园群书经眼录》:“《管子注》二十四卷,唐房玄龄注。宋刊本,半页12行,行23、24字不等,白口,左右双栏,版心下记刊工姓名。版匡高六寸四分,阔四寸六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乙卯(1915年)岁观于罟里瞿宅。”

  宋浙刻本卷首以及书末戴望之跋文后,有“绶珊经眼”白文方印,此为民国著名藏书家王体仁之印。王体仁(1873—1938),字绶珊,晚号九峰旧庐主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经营盐业成巨富,嗜好藏书,藏书楼曰“九峰旧庐”、“东南藏书楼”。王体仁雇请杭州抱经堂主人、藏书家朱遂翔为其全权代办收书业务。朱遂翔曾为收进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宋版书8种,王体仁看过宋本《管子》王,留“绶珊经眼”印。

  宋浙刻本《管子》尚有陈澄中之“郇斋”和“祁阳陈澄中藏书记”等藏书印。陈澄中(1894-1978),名清华,字澄中,号郇斋,湖南祁阳人,家资巨富,喜收藏,尤好宋元善本及古碑帖,与周叔弢并称“南陈北周”。1949年前后,陈氏携其收藏之珍本秘籍赴香港定居。后来,陈氏因生计出售藏书,在郑振铎的努力下,1955年,经赵万里等人购回郇斋第一批善本;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购回郇斋第二批善本。这样,宋浙刻本《管子》与其他郇斋藏书,一起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

  综上所述,宋浙刻本《管子》之递藏轨迹为:文征明——王宠——文伯仁——季振宜——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瞿氏铁琴铜剑楼——陈澄中——中国国家图书馆。

  除原本外,浙刻本《管子》又有影抄、影刻、影印本传世。影抄本为黄丕烈士礼居旧藏,今存上海图书馆。影抄本原来仅有前12卷,黄丕烈据自己所藏宋本影抄补足后12卷。影刻本为清光绪五年(1879年)常熟张瑛影刻本。影印本先有有民国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本,后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等。《中华再造善本》依原本尺寸双色印刷,使更多的人可以睹见这一珍本原貌。

  二、墨宝堂本的收藏与流传

  蔡潜道墨宝堂本刊行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刊本,十二行二十三字,注双行二十八字。卷一后有‘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木记,卷末有‘瞿源蔡潜道宅板行 绍兴壬申孟春朔题’牌子二行。又有张嵲《读管子》一则。缺卷十三至十九。有黄丕烈二跋,并录陆贻典二跋。”

  墨宝堂本《管子》传世稀少,在清代已成孤本。苏州任蒋桥顾氏收藏时,已有数卷缺失,黄丕烈曾经借阅。黄丕烈云:“《管子》世鲜善本,往时曾见陆敕先校宋本在小读书堆。后于任蒋桥顾氏借得小字宋本,其卷一后有长方印记,其文云‘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新雕印’。……中缺十三至十九卷。”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黄丕烈从顾氏处购得墨宝堂本,并据陆贻典校宋本补入所缺部分,书后有跋文详述其经过:“此宋刻《管子》二十四卷,原缺卷十三至卷十九,任蒋桥顾竹君藏书也。二十年前(指1797年)曾借校之,其佳处实多,因中有缺,心甚有歉,未为全美。……近日宋廛宋刻子部并归他人,重忆向所未惬之本,遂从顾氏后人归之,而中所缺卷,余故友小读书堆藏陆敕先校宋本,亦向伊后人借归据补。陆校未记行款,兹就余所收宋刻行款约略为之,未可据也。至于字句之间,他卷多同宋刻,则此所缺而陆校有,宋刻亦应有据,且陆校出毛斧季所藏宋刻,则尤可信。”

  墨宝堂本《管子》,后归汪士钟艺芸书舍。《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著录宋本《管子》两部,一为国图藏浙刻本,一为墨宝堂本。后来,汪氏书散,国图藏浙刻本归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而墨宝堂本则入藏聊城杨氏海源阁。

  海源阁藏书,奠基于杨以增。道光末咸丰初,杨以增任江南河道总督,当时江南诸家藏书多有散出,杨氏得以收取汪氏艺芸书舍以及鲍氏知不足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和阳湖孙星衍等名家旧藏。墨宝堂本《管子》在这一时期由艺芸书舍归入海源阁。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即为墨宝堂本。据《楹书隅录》,墨宝堂本卷首有“刘氏伯温”印,还有黄丕烈、汪士钟二人的藏书印。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海源阁历经劫难。海源阁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承训)将部分海源阁珍本藏书运往天津,迫于生计,在天津典卖。1927年,第一批运至天津的海源阁珍本包括子部、集部宋本秘籍26种,墨宝堂本《管子》正在其中。傅增湘曾经寓目,称“丁卯(1927年)十月廿九日见于天津,索四千元”。

  杨敬夫典卖海源阁珍本,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海源阁宋本子、集26种,周叔弢、李盛铎、刘少山、莫伯骥、潘复等人各购得其中数种或1种,而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6种海源阁珍藏宋本,则被当时由日本人控制的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得。北京藻玉堂书店王雨(王子霖)曾为这批书奔走,他回忆说:“相隔半年,被大连日本满铁图书馆松崎鹤雄买走六种。南宋本《荀子》二十卷,十册,一函,4200元;北宋本《说苑》二十卷,十册,一函,3500元;宋本《管子》二十四卷,十册,一函,4000元;北宋本《准南鸿烈解》二十一卷,十二册,一函,4500元;宋本《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六册,一函,3000元;宋本《三谢诗》一卷,一册,一函,1500元。《三谢诗》于1929年由桥川影印行世。二十三年(1934)余去大连,得晤松崎,所购之书还秘藏馆中。”

  墨宝堂本《管子》等6种海源阁珍本被日本人买走,令人感叹。王子霖说:“幸喜海源阁散书经余之手,大部均为方家所收,只是有六种流失海外,令人浩叹。”周叔弢在宋本《新序》题识中说:“余收此书时,若能举债并《说苑》《荀子》《管子》《淮南子》同收之,岂不大妙乎?余生平务实而不蹈虚,亦自有短处。”

  郦承铨曾关注入藏大连图书馆的海源阁珍本,他见过其中4种即宋本《说苑》《管子》《淮南鸿烈解》《康节先生击壤集》的书影,并撰《记大连图书馆所收海源阁宋本四种》予以介绍:“海源阁所藏宋本四种,已归大连图书馆,予见其书影,四书皆著录《楹书隅录》,为杨氏藏书中珍异之品,今录《隅录》于次,以告世之留心文物存佚者。”文中记录墨宝堂本《管子》书影:“所见书影,为卷第十一页。有‘以增之印’白文方印,‘绍和’白文方印(下一朱文方印不可辨)、‘四经四史之斋’白文方印、‘大连图书馆藏’朱文方印。”

  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大连,包括墨宝堂本《管子》在内的海源阁宋刊子集6种被运往前苏联。罗继祖曾供职于大连图书馆,他说:“当时大连满铁图书馆得其宋本《三谢诗》数种。及全国解放,予服务于旅大市图书馆(前身即满铁),求之不见,则已为苏军攫去。” 王雨一直关注海源阁藏书,他的记载更为详细:“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大连、旅顺两地同为苏联红军占领。次年,苏联派遣了所谓波波夫调查团到大连满铁图书馆检查图书,名为借阅有关苏联与近东中外资料,依库逐架检查半月之久。抽出中外各善本,有关交通、宗教、考古,以及珍贵稿本三千余部册,连同善本书库全部图书四千余部册,由日本人大谷武男造册存馆。这些珍贵图书后被捆绑了50个大木箱,运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在这一批所谓借书当中,最为人珍视的是世界闻名的《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和海源阁旧藏的宋刊子集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于五十年代归还《永乐大典》五六十册,可惜海源阁宋刊子集六种仍未还归,真是憾事。”

  根据罗、王二家记载可知,墨宝堂本《管子》当年被运往苏联,收藏在了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即今天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归还。

  也有人说墨宝堂本《管子》流入日本,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称“蔡本流入东瀛”。不过,王欣夫并没有举出理由,笔者也未见到其他相关资料记载。而且,据《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墨宝堂本《管子》在1945年尚在大连图书馆,后来和《永乐大典》等其他善本古籍一并散失。1986年大连图书馆所编的《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云:“1945年,大连图书馆海源阁遗书六种,尚在该馆,由于种种原因,连同《永乐大典》55册、宋本《通鉴纪事本末》等共16种善本古籍一并散失。1954年苏联列宁图书馆已归还我国《永乐大典》52册,其余均无消息。”因此,墨宝堂本《管子》的流失,应在日本投降以后。“蔡本流入东瀛”,可能是王欣夫基于大连图书馆曾长期被日本人掌控的一种猜测。

  墨宝堂本《管子》流出海外,令人叹惋。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该版本还有一个抄本保存在国内。这一抄本是清代学者陈奂向汪氏艺芸书舍借抄的,当时墨宝堂本尚未归杨氏海源阁。陈奂抄本后转赠乾嘉学术大师王念孙,后来辗转归藏书家潘景郑收藏。书前有“高邮王氏藏书印”白文方印,又有“吴县潘氏郑菴藏”朱文长方印。潘景郑对此抄本非常重视,在书后作长篇跋文详加介绍,并特别指出抄本“行款墨记,面目俱存,为蔡本(墨宝堂本)留一种子,宜更重视”。1956年,潘景郑曾将陈奂抄本寄给郭沫若参阅。可惜的是,郭沫若见到这一抄本时,《管子集校》已经出版,不能再采录此抄本之内容。陈奂墨宝堂本的抄本现收藏在上海图书馆。

  郭沫若没有见到墨宝堂本。他在给潘景郑的信中说:“墨宝堂本颇闻有在苏联之说,如信然,后或可得一见。”宋墨宝堂本的原本,山东大学“全球汉籍合璧”团队已经在俄罗斯找到。该珍稀版本如能早日在国内影印出版,诚为学林之幸事。《<管子>版本研究》(齐鲁书社2016年版)

  作者简介

  巩曰国,博士,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韩国国立安东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淄博市中华文化促进会齐文化专业委员会学术部主任。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古典文献的教学与研究院,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出版《〈管子〉版本研究》,点校整理《诗经原始》《道德真经广圣义》,发表《国际汉学》《文献》等刊物论文30余篇。(本网记者)


责任编辑: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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