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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伴我过大年 | 寻找在别处的“田野”

2021-04-06 11:28 来源:鲁网 大字体 小字体 扫码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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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作为一种在时空上流浪的共同体,阿富汗民族主体性的“在场/缺席”交织体使整部小说不断“绵延”于回忆与追寻之间、流浪与归家之间,一种确立身份的迫切感使阿富汗在众多的历史时空中似乎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

  鲁网4月6日讯 2021“好书伴我过大年”读书征文汇活动已圆满结束,此次活动除省内读者来稿,还收到众多来自江苏、江西、新疆、陕西、黑龙江等省份读者的投稿,让广大读者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新年中,感受春节“文化符号”

  经过征文活动评审会的激烈讨论,共评选出一等奖3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20件、优秀奖若干。即日起,将连续推出获奖作品展播,与读者朋友分享,敬请关注。

2021好书伴我过大年

一等奖作品

寻找在别处的“田野”——《群山回唱》史诗书写背后的弥赛亚精神

广东·刘颂扬

  鲁米有诗:在对与错的区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将在那里与你相遇。

  当来路已远,旧日不再,对与错的混沌已成世间一道波浪,苦梦的尾梢足以让每一白昼失焦。带着归遁“故乡”的悲壮,尽管每一次战栗都像不期而至的狂风,继之而生的希望却总能予阿富汗人最虔诚的光,使之在外部田野的隐喻中摆渡,又在群山的深处皈依。正如田野是远方的胎记,田野亦是流亡民族的故乡。当流亡已然嵌入一段史诗的肌理,那么惟有找寻才是真实,惟有失家才是正义。对于阿富汗而言,永远失落的田野既是每个鹪栖者的悲剧证词,又是这一朴素民族的本然姿色。然而在史诗的背面,我们总能窥见黑夜的另一番景象。当那些在黑夜中坚守不羁灵魂的漂泊者执着于越渡出时空与苦难之间的摇摆,执着于冲破悬浮于历史和社会之上的孤独,生命的超克也就在冥冥中呼之欲出。卡勒德·胡塞尼,或许是摹画史诗背面的那个人。

  2013年,作为胡塞尼“阿富汗三部曲”的终末演出,《群山回唱》以巍然之势横空而出,奠定胡塞尼叙事生涯的另一高峰。较之单纯讲述人间真爱的《追风筝的人》与《灿烂千阳》,《群山回唱》的叙事宫殿更为森严,布排技巧更为缜密,修辞策略更为冷静,可以说以荡气回肠的笔法重现了一个阿富汗家族六十年的颠沛史。一方面,这种史诗般的格局固然明证了胡塞尼叙事艺术的持续进化。然而细究之,比起前作,《群山回唱》里更深邃的国族思索与更隐晦的价值倾向,似乎又昭示胡塞尼在不断酝酿着其对于阿富汗历史更具穿透力的思考。从《追风筝的人》到《群山回唱》,我们能够明显看到胡塞尼的目光逐渐从个体经验转移到家族寓言,从单线叙事升格为立体叙事,从具身的抒情归遁到哲学的默想中去。对于阿富汗共同体的历史,他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挖掘着更深的意义地层,《群山回唱》是一次华丽的成果汇览。

  与其说《群山回唱》的故事回应了开篇的小诗,毋宁说这首小诗构成了《群山回唱》永不止息的“在路上”精神的注脚。它隐喻了一代阿富汗人在无序成长中的集体式受难,又暗示了诸多生长在漂泊中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于,在胡塞尼的书写中,我们似乎总能隐约觉察出某种横亘在别处的生命悲剧美,然而这个飘渺的旨归却始终诉诸于关于罹难和流亡的表层书写,让人无法轻易道说。故事的开头即是父亲带领两个孩子赶路的场景,这种“在路上”的宿命论色彩贯穿了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一生:父亲自此永远处于前往喀布尔那条悲哀与赎罪的路上,两个孩子即将在永远改变命运的道路上渐行渐远。而在抵达命定悲感前的沙漠之夜,父亲的忽然离开带给阿卜杜拉的被抛弃感,同样也隐喻着父亲所象征的不稳定的父权秩序带给子辈人民的颠沛流离之感。统合《群山回唱》的整体语境来看,流离的脱域感、被抛弃的孤独感似乎从来不为阿卜杜拉一家所专有,毋宁说,这种消极感受恰恰是整一阿富汗民族的历史底色。直到最后,在阿卜杜拉老去,他的女儿与妹妹终于相认这一结点上,代际的孤独才终而以悲剧性退场的方式,透显出瞬时的解救希望。在这一颇具审美意味的故事收束中,我们能看到胡塞尼对于美好阿富汗的希冀。在这里,阿卜杜拉的家族孤独史与阿富汗民族的流亡认知作为同构的一镜之两面,共同在某种酒神弥赛亚的精神驱力中谋求着对惯有历史品格的审美突围。

  然而回过头看,倘若没有苦难作为铺垫,任何审美突围在艺术表达中将显得苍白。这是《群山回唱》大篇幅诉诸于“在路上”表达的根本缘由。直击冗长而沉重的代际苦难以及由此产生的主体间共感,是史诗书写的先行责任,也是本书寄寓深层思索的必然起式。因而纵览全书,我们首先看到的却是胡赛尼笔下的阿富汗颠沛史,它的时间被战争与媾和、贫穷与财富、高尚与低微轮番拉扯、扭曲。从1949年到2010年,作者并未遵循时间流逝的顺序原则,而是以一种颠倒的方式,颠覆性地再编码既有时空,造成错综叠映、如梦如幻的效果,一如群山中的回音,不断向更远更深处折叠回荡。在一层又一层的延宕中,骨肉分离的真相得以显现,记忆碎片的失落得以复归。支离重组的文学布局恰似阿富汗历史与现实的隐喻,胡赛尼重构了整个阿富汗在漂泊与夹缝中的历史。一方面,战火的燃烧挑战着阿富汗人对地域性家园的整体想象。另一方面,对于母邦的文化乡愁,又维系着阿富汗飘零的民族志与信念史。因而作为一种在时空上流浪的共同体,阿富汗民族主体性的“在场/缺席”交织体使整部小说不断“绵延”于回忆与追寻之间、流浪与归家之间,一种确立身份的迫切感使阿富汗在众多的历史时空中似乎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

  无疑,“支离”的历史母题是由一个个阿富汗平凡人物共同镜射出来的。从复现苦难历史的角度看,《群山回唱》的叙事似乎与新历史主义者主张的比喻式历史书写具有某种品格上的相类性。它并非以正面的冲突描写历史发展的逻辑,而是选择让诸多彼此关联的人物讲述自我的人生,从中拼贴出新的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与此同时,它内蕴了鲜明的价值倾向,以及为某一群体性失落重新正名的写作立场。在小说一众故事线中,阿卜杜拉与妹妹的“分离—团聚”似乎被赋予了巴什拉意义上的梦幻力。小阿卜杜拉是早熟的,属于本民族的先验的孤独在他出生之前便深入了他的骨髓。当贫瘠的生活无限挤压人的生存空间,被牵挂与有所牵挂成为心灵有所依寓的唯一寄托,以及生命荒野上的精神家园。对阿卜杜拉而言,妹妹填补了失去妈妈的空白,也填补了生活在战战兢兢中的少许仁慈和安稳,有妹妹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当告别的时刻来临,失去妹妹不仅意味着骨肉分离的至痛,还有信仰与意义的消弭。

  如果说阿卜杜拉一家原先只是因为贫穷而没有好的“居所”,他们至少还能在贫困中获得稀薄的安慰,现在他们是彻底失去了“家园”。尽管阿卜杜拉一家与瓦赫达提一家约定过不再往来,阿卜杜拉从未终止过在思念路上或说“返乡”路上的跋涉。而妹妹帕丽,更是恒久地处于寻找答案的记忆碎片当中,她的人生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不得不扎根于脚下摇摇晃晃的大地。多年以后,阿卜杜拉成为了父亲,他把妹妹的名字赠予了女儿。两位帕丽的共名,保留着一份找寻完整的哀伤,以及一位无根者乞灵本源的渴望。而名字对女儿来说,如同一道感知姑姑的咒语,她既继承了来自父亲对血缘的执念、对家园的幻想,又多了一份隐秘的爱与陪伴,以及文化意义上的皈依。在这个层面上,阿富汗的历史意义是与人物的颠沛形成同构的。在这里,不仅阿富汗民族共同体的苦难标签与具身化的流浪呈现着一组镜式结构,就连阿富汗族群力图拯救民族苦难史的代际愿望,与阿卜杜拉一家努力维系家族精神血脉的潜意识亦互为镜像。复杂纠葛的表意链贯穿着胡塞尼的整一场史诗书写,而这些表意链的叠加也无限扩充着《群山回唱》文本的诗学熵量。

  然而有意思的是,无论是阿卜杜拉还是妹妹帕丽,他们在离开阿富汗以后再次返回故乡的方式不是游子式的,而是诗人式的,不是具身化的,而是精神化的。相比之下,他们同父异母的弟弟伊克巴尔却是实实在在地从巴基斯坦难民营返回了家乡沙德巴格。可是,长途跋涉的搬迁并不曾带来实体的拥有,原先生活的土地已被圣战中的毒枭霸占,伊克巴尔一家成为了自家田野上的无依之人。他们犹如时代中的蝼蚁,寄希望于自己的祖国和脚下的大地,却被昔日同一片家园驱逐。当绝望的伊克巴尔向毒宫掷去第一块石头,他的“返乡”之梦随即分崩离析,而他的孩子吴拉姆又将从伊克巴尔身上扛过家庭的重负,耗尽青春,加入那些像自己父亲一样腰身佝偻、满面风霜的汉子们中间,驮起沉重的黄昏,以及黄昏之上新一代人的流浪。胡赛尼为伊克巴尔一家谱写了一曲返还家园而不得的哀歌,这似是在昭示,阿富汗人在遗忘与寻找、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纠葛只能倚靠精神原乡式的追寻化解,人类的救赎只存在于无尽的追寻之中。所谓真正的存在,只能是寓于远方的游牧。恰如圣经里的摩西所说,最好的返乡就是永远的流浪,因为家总在艰难的路途上。

  不妨说,整部《群山回唱》正是阿富汗共同体在“真实”(具象家园的残破)与“虚幻”(精神家园的找寻)之间灰色地带的摆渡录或流荡史。在这里,真实是阿富汗苦难的白昼,虚幻是阿富汗自救的夜晚。在某种意义上,让读者进入那个虚幻的阿富汗之“夜”,恰是《群山回唱》的使命。然而在胡塞尼看来,似乎还有一个横亘在别处的、“昼”“夜”难分的时刻,它统合着阿富汗历史罹难残殇与渴望自救之间的张力。这一苦难经验与精神认同的聚合体,在胡塞尼这里被表征为真正的阿富汗灵魂,并外化为一种共同体的记忆。这一记忆沟通着阿富汗民族主体性的真实与虚幻,连接着庞大的过去和无涯的未来。这一片杂石嶙峋的的记忆带恰成为这个民族在浩瀚时空中的真正原乡。尽管如此,记忆依然不是固若金汤的纽带,它在故事中数度被放逐。当妹妹帕丽千里迢迢来到美国,此时的阿卜杜拉早已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无法与妹妹相认。在漫长的煎熬过后,阿卜杜拉等到了妹妹,可他已经没有了未来。他仍旧带着往昔的记忆,活在永无止境的失落与怀念当中。妹妹帕丽找到了失散的身份,阿卜杜拉却忘了自己。胡赛尼似乎是残忍的,他安排下跨世纪的流浪,又让两个处于不同时区的人物相见,在世俗的意义上,他们相认得太迟了。

  然而,这种遗忘的获取、缺席的在场或许正是胡赛尼所要表达的真谛。在此,遗忘并非对于过去的拒绝,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遗忘,找寻身份、回到家园的渴望显得尤为恳切。享受遗忘不意味着忘记过去,反而意味着返乡的起式。于是,那些在阿富汗现实中数次触礁的共同体记忆,那些在现实中数度被流放的“真实/虚幻”混合体,却在《群山回唱》的史诗寓言中获得新生,获得返乡的可能。因而我们看到,胡赛尼选择悲剧化地渲染关于流亡、失落、找寻和遗忘的生命体验,实际还埋藏着在本源意义上揭示阿富汗的“别处田野”的意图:他企图通过一种浩瀚史诗的寓言式表达,剔除我们惯常以为的地域符号——作为被蹂躏的象征,作为现实兵燹与文化乡愁并存的那样一个国度,那样一个民族——去寻找一种最本源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恰恰是最真实的。他企图告诉我们,这一真实就栖居在未尽的书写中。

  也就是说,在世俗意义所认为的阿富汗式流亡、阿富汗式苦难以外,在本源的意义上,《群山回唱》还在寻求一种最大的归乡,这种返乡外化为人民对民族共同体记忆散文一种间性审美共鸣。这种审美共鸣最终将向我们展示一个民族原初的缘构发生史。惟有在这一层面上,一个民族才最具有它值得他人去肩负的品格。对于胡塞尼,如果记忆的流放与无告的回忆代表了民族历史的底色,那么诗化它,将是一种无畏的弥赛亚行径,因为它乞灵于一种关于“苦难/新生”的审美共鸣。恰如本雅明所指出,弥赛亚就是对原初统一性的回归。当原初的审美的梦想力缀连起整个民族,这种共鸣终将成为抚慰,并化作和煦的阳光泽佑着阿富汗的子民。即便这种诉诸于诗学幻想力的弥赛亚精神在现世看来,难免带有一种超时代的荒唐感。然而对于一个僵化的苦难体而言,荒唐未必不能醒世。就此言之,胡塞尼那一具慷慨的弥赛亚背影,或许将作为独异的一部分,被铭刻在属于阿富汗救赎者的未来丰碑上。

  “圆满”一词不足以也不该用以囊括《群山回唱》的结局及其蕴含,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鼓足勇气迈步向前的感恩和幸福:女儿帕丽用梦境游戏把阿卜杜拉从前最喜欢的梦境送给了姑姑帕丽:他与妹妹回到儿时,他们躺在田野的高草中看金黄色的太阳。一切都是清澈的,灿烂的,一切都同时到来了。奇妙的是,阿卜杜拉和帕丽在经历一辈子兜兜转转以后,又回到了曾经的田野,尽管这种回归是虚幻的梦境,这梦境却显得真实无比。

  找寻在别处的“田野”是多么重要与偶然,回忆往昔,已逝的幸福尤为珍贵,因为它的脆弱已得以彰显。朝夕往复,回唱的群山从来不只是绚烂的风景,更是活灵活现的生命哲学。当万籁俱歇,尘间总会有不甘于迷失的阿富汗灵魂独寻于此,一斟天地间生命的至烈。虽然,在守望别处田野的浪潮上,阿卜杜拉是摇曳的烛火,但只要烛火所寄寓的乡愁之共体在,无论荒寒如何渐重,它就是最虔诚的光。

  图书介绍:《群山回唱》是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第三部小说,2013年5月21日在美国首发,出版5个月,销量就突破300万册。荣获美国亚马逊书店2013年上半年最佳图书、美国独立书店排行第一、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畅销榜首、书店店员首选推荐上半年度最佳小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夏季最佳图书、ABC《早安美国》读书俱乐部夏季最佳图书。

  《群山回唱》讲述了一对兄妹因贫穷和战争铸成的六十年悲欢离合。围绕父母、兄妹、甚至表亲和继母,他们如何去爱,如何被伤害,如何相互背叛,如何为彼此牺牲。

  这部小说形式类似短篇小说集,整部小说一共九章,分别由九个不同人物作为第一人称来讲述故事。小说不仅延续了胡塞尼一贯的悲伤和温情风格,而且小说技巧更加丰富圆熟,被誉为胡塞尼迄今最具野心的一部小说。(本网记者)


责任编辑:张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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