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伴我过大年 | 搭建遥远的精神乌托邦
鲁网4月6日讯 2021“好书伴我过大年”读书征文汇活动已圆满结束，此次活动除省内读者来稿，还收到众多来自江苏、江西、新疆、陕西、黑龙江等省份读者的投稿，让广大读者在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新年中，感受春节“文化符号”
经过征文活动评审会的激烈讨论，共评选出一等奖3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20件、优秀奖若干。即日起，将连续推出获奖作品展播，与读者朋友分享，敬请关注。
2021 好书伴我过大年
二等奖作品
搭建遥远的精神乌托邦——《边城》书评
广东·李青璇
这座城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一条官路，一座小城，一条小溪，小溪绕塔流过，水流轻抚着渡船，带出一阵阵波光。白塔下，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再加上几位渡河人，渡船隐没在雾气与波光里，也隐没在竹竿激起的水声与少女的竹管声里。翠翠与爷爷祖孙俩和船总儿子天保、傩送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座偏远却纯粹的小山城中。这样一座边陲小城不似温婉多情的江南小镇，却在溪流的环绕中带上了几分苗族姑娘的灵气，如一幅缓缓展开的水墨画，有着浓淡适宜的颜色。
遥远的湘西山城，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也当是他日后创作所依托的精神乌托邦，在这个纯粹的世界中，每个人都是淳朴无琢的，是自然的。对于中心人物翠翠的描写，从文先生将她自然的品性通过灵动的外貌表现出来，一双水晶眸子，黝黑的皮肤，如一只小兽物，面对陌生人会露出随时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这样一个美好的乡村少女形象可以说是从文先生其长久的“思乡情结”所凝结出的一颗明珠，但是这颗明珠最终在其乌托邦中却失去了生活的依托，爷爷的离世，对于翠翠来说或许不仅仅是失去了唯一的亲人，更是失去了她纯真精神的庇护。读至此，我心中充满疑惑，茶峒这样一座边陲小城应是从文先生将其对家乡的思念具象化描绘的一座精神乌托邦，那么在这样美好的乌托邦中，从文先生为何又要将翠翠这颗明珠亲手打碎呢？
也许是我想的浅了，这座精神乌托邦远不止是一座供人遥望的世外桃源，茶峒这座城和城里的人，都当是可以存在于现世的、自然的美好，而从文先生最后生生打碎的那颗明珠，也许正是在寻找将乌托邦拉入现实的绳索。
从文先生确实说过“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在阅读时，人们的目光焦点往往更多集中于灵动的翠翠、踏实的爷爷、俊美的天保和傩送身上，但也不可忽视构成这“桃源”的另一重要因素——环境意象。从文先生选择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使得这座神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并在其中供奉“人性”。而在《边城》的这个整体意象群中，渡船与白塔当是整个环境的灵魂所在。
渡船是祖孙俩生活的工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借着这只渡船，爷爷拉扯大了翠翠，也是借着这只渡船，牵出了小说中凄美的爱情。围绕着翠翠婚事的商定，碾坊也因此对应着渡船出现了，撑起渡船的是爷爷，也是其背后传承了百年的传统生活方式，而碾坊——团总为女儿准备的嫁妆，则代表着稳定的经济价值。渡船与碾坊的冲突在文中来的突然，因为在小说的开头便强调了渡船的共享性质——“渡船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加之那管渡船的不要别人给的“心安钱”，坚持自己“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那么在这纯朴小山城里，又怎么会因为嫁妆经济价值的高低而产生对比之心呢？苗人婚嫁本是不论门第，不兴钱财的，而团总的碾坊只是物质文明冲击淳朴民风的一个缩影，是物质的象征，在文中在翠翠与傩送之间形成了物化人格力量的阻碍。
小说中的渡船仿佛象征着爷孙俩的命运，爷爷离世了，渡船也被大水冲毁了。但是这个意象的作用又并不仅代表着两个人的命运，在碾坊与渡船的对比中，渡船是湘西和谐均衡的象征，代表着纯朴的民风，而碾坊则是汉人封建传统文化和现代城市文明的象征。但私以为需要注意的是，茶峒的人民并不是看淡利益，而是长期的封闭生活中没有产生利益概念的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当现代化冲击茶峒时，茶峒的淳朴民风几乎没有防线，脆弱极了，而也许也是为什么从文先生最后亲手打碎了翠翠这颗明珠，因为当茶峒长久依靠封闭维持的和谐打破以后，人们经历痛苦适应现代化是无法选择的道路。
在此基础上，小说无法避免地带上了悲剧的色彩，渡船与碾坊的力量对比令这部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始终带着现代文明的忧思与惆怅。自由的爱情是这座精神乌托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物质文明侵染了这块封闭的土城后，它就成为了人们主观追求爱情时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诱惑，苗族青年追求爱情时的纯粹被现代文明一点一点消解，而那个古老封闭又洋溢着清新人性的小山城将不复存在，这显然带着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沈从文先生建造茶峒这么一座城，恐怕不仅是为了书写一部田园牧歌式的现代化寓言，如其在《边城》题记中所言“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虽然物质的茶峒在“迎接”现代化，但曾经拥有过的纯净灵魂不应该在接受现代观念的过程中被遗忘。
在沈从文先生生活的时代，那样一个充满动乱纷争的时代，那样一个涌入诸多“理论”“主义”的时代，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以笔为枪，想要构造国民性，让国民从梦中醒过来、正视眼前的危机，在那样一个年代，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正义，全然没有了标准。知识分子大多囿于自己建造的道德乌托邦，充满着抗争精神的同时，又萦绕着深厚的悲怆。在这种环境下，沈从文先生将自己被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也许也是抱着一点希望，在中国现社会变动方向尚不明了之时，记录下民族过去的伟大与目前的堕落之处，给每一个正在参与斗争的人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一种勇气。
单论情节发展或者人物塑造，《边城》这部小说也许不算突出，但是由于故事发生地自有的封闭性，使得文中大多数人的自然属性表现远超其社会属性，书中人物处理感情时的无意识，正是沈从文先生的着力点所在，遵从于自然人性的叙述视角得以推动小说的主题进一步深化。在这样一个自然世界里，小说能够从自然生命的视角出发，用纯粹的眼光讨论与解释人性。对于读者而言，当阅读时通过沉浸式体验进入到茶峒小城中时，也是正在体验搭建自己的精神乌托邦的过程。融入到茶峒的小城生活，忘记繁杂的社会关系给人性带来的枷锁，用少女的视角去感受朦胧的爱情，是沈从文先生为自己，也是为每一个隐形读者搭建的乌托邦。
私以为，书本的力量在于能够用文字记录作者所想，记录人性，记录历史，而《边城》一书则是在文字间搭建了一座城，一座供人心灵休憩的小土城，一座看似远离现实又触手可及的精神乌托邦。
图书介绍：《边城》是沈从文创作的中篇小说，首次出版于1934年。
该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由于《边城》的美学艺术，《边城》这部小说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该小说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本网记者）